无形的良知之道或良知之理开显出来的公共秩序空间，当然可以转化为人人都参与其中的有形社会生活，不仅足以感受到人性或良知相互传递的温暖，而且更能催生出活泼泼的创造生机。
因此，如同基督教所谓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一样，良知面前也人人平等。今天我们追问政治制度的合法性问题，也必须凝聚起心中的理性和智慧，调动一切历史和现实的思想资源，以求获得有利于问题解决的突破性路径。
而儒家既讲存心养性，当然就意味着心性一体，心与性一样都是可以超越的，能够与形而上的天道贯通的。在王阳明这里，至善即是心之体，超越的根据即为彻上彻下的人性良知而不再将其高悬于天上。把阳明同马丁·路德相比较，我认为是有可比性的，因为无论马丁·路德或王阳明，他们都认为人的俗世存在应该有一成德的发展方向，只是一个认为成德的动力来自高高在上的上帝及其无声的召唤，自己的一切行为都应该对救赎的上帝负责，是自上而下地实现人的主体自由，难免不有外在他律的特征。天道的刚健在于其从不会停止运作，人类求善的奋斗也永远无止境。故黄宗羲说自王阳明指点出良知，人人现在，一返观而自得，便人人有个作圣之路，故无姚江(阳明)，则古来之学脉绝矣，当是深得阳明学说三昧之言。
王阳明所谓与愚夫愚妇同的，是谓同德。所以无论怎样区分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良知的开显都应该是共同接受的观念。同时又能明白，这一理论要增强其说服人的力量和发挥指导学术研究的作用，还需要与中国本土历史阐释学的生动例证结合起来。
继承庄存与学术路数者有刘逢禄、龚自珍、魏源，以及戊戌维新的领袖康有为等人，由此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学术变革和社会革兴的时代大潮。今天，我们以创造性阐释、创新性发展为指导思想，对于这些丰富的内涵深入探索和总结，无疑在理论上会大有收获。其二，深刻认识公羊学家在历史阐释上取得成功的奥秘是在把握学说精义的同时，又善于做到切合时代的需要，捉住时代的脉搏，创造性地对核心命题加以发挥。庄存与对《公羊传》首条记载，鲁隐公不书即位的独到解释，其意义极不平常，他在乾隆年间学坛中彰显了一种独具的著述宗旨，一种与众不同的新的治学风格。
关于公羊学家之所传闻世、所闻世、所见世的说法，陈立也重申了何休的解释，而不赞成孔广森的别解。⑦庄存与：《春秋要旨》，《皇清经解》卷三八七，学海堂刻本。
所以，变法维新是历史的必然，是达到太平盛世的必由之路。(11)又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他强调以经例推之，拘守于《春秋》仍君天王而臣鲁侯，若王鲁，则《春秋》有二王。由独人而渐立酋长，由酋长而渐正君臣，由君主而渐立宪，由立宪而渐为共和。
以上论述均明确地重申董仲舒及何休对三世说的解释，甚得公羊学说之要领。凌曙……喜好《公羊》，但改变了刘申受的学风而注意于《公羊》的礼制，多卑微不足道，可谓‘不贤者识其小。杨向奎先生在《清代的今文经学》一文中批评孔广森、凌曙、陈立三位文献考证派的弱点是罗列众说、缺乏断制，舍其大而识其小，多卑微不足道，确实切中其要害：孔广森实非公羊学大师，谈‘三科迷途，论‘九旨失路，刘申受始续邵公之业，注意到《公羊》义法而略于典礼训诂，此所谓‘贤者识其大也。龚、魏的重大贡献，是反映了鸦片战争前后社会矛盾激化、封建统治危机加深的时代要求，对公羊学说实行了一番革命性改造，灌输进批判封建统治的新精神。
公羊学说核心内容之一之通三统是阐述各个朝代的制度并非沿用不变，孔广森对此不理解，他拘泥于训诂学的解释方法，只把通三统解释为三种历法的演变，故说：正朔三而改，文质再而复，先王治天下之大法，虽文王不是废。故此，他对《公羊传》开端元年春王正月极为重视，称为建五始，作为正奉天辞的第一项。
五者同日并建，相须成体，乃天人之大本，万物之所系，不可不察也。而传承最有特色、显示出其强大生命力、并且对社会政治领域和学术思想影响最为巨大的，则非公羊历史阐释学莫属。
他用早时—午时—昏时来概括封建势力由盛到衰的规律：日之早时，照曜人之新沐濯，沧沧凉凉吸引清气，宜君宜王，这时统治集团处于上升阶段。乾嘉时期的学者们竞相以搜集、排比、归纳史料和注释字句作为才力的显示，而庄存与却专重从义理层面阐释儒家经典，以继承发扬董仲舒、何休的义法为宗旨，与盛行的学术路数迥然而异。②《春秋属辞》卷一存策书之大体。他说：吾闻深于《春秋》者，其论史也，曰：书契以降，世有三等……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为一等。(三)义理之学重新受到重视的深层原因 庄存与《春秋正辞》取得的成就，是义理之学在清代中叶重新受到重视的象征性事件，对此，应当以贯通上下的眼光，对学术风尚变迁的实质性问题作深入探析。不可一日而不之正也!③ 庄存与这样解释，《春秋》中首条的书法，实包含有国君应遵从天理、父命，庄严治国，而讥评鲁隐公却未能依此而行这些深刻的意义。
《春秋正辞》全书分为正奉天辞、正天子辞、正内辞等九类，是按照庄氏所理解的公羊学家法，将《春秋经》重要文辞按类归纳，逐条作出自已的解释。孔氏不赞成《春秋经》要靠《左传》相辅才能读懂的说法，重申《春秋》重义的主张。
这些唤起人们从醉梦升平中惊醒、立志变革图强的言论，包括：在政治上揭露专制统治的祸害和官场风气的恶浊。《公羊传》讲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何休注中讲据乱—升平—太平，而这些公羊学说的核心问题，在凌曙的书中根本找不到，更不用说加以阐发了。
②按赵氏所说，隐公元年首条的记载，只是据鲁史而来，毫无深切微妙之意旨。舍其大而逐其小，是凌、陈学风(27)。
陈立著成此书时，中国与外国关系更出现了亘古未有的变局，新的哲学家需要探求世界的眼光，这更是陈立所未梦见。此一时期若仅有陈立的《公羊义疏》，则公羊学将因完全脱离社会现实而枯萎。(31)说明孔子修《春秋》，对定、哀两世，因与现实太近，故多忌讳，而采用委婉隐晦的笔法，让当日国君读了这样的记载也无法找到把柄，断定他有罪。公羊学者讲亲周，王鲁，以《春秋》当新王，是要讲王者必改制，一个新王朝建立起来，正朔要改，服色要改，所保留祭拜的古代帝王也要随之改变，这一切即意味着治国制度也要有新改变，以适应新的政权面临的新情况。
基于上述两项，他有理由宣布说：《春秋》在儒家经典中有网罗众经的地位，代表了儒家学说的精华。反观从孔广森开始，几代拘守文献考证路数的学者所写的关于公羊学的著作，他们由于不能把握公羊学说中符合时代需要的思想精华，缺乏批判精神，因而使公羊学说失去活泼的生命力，在哲理上陷于枯萎。
由于孔广森是用古文经学家文字笺注的方法来治学的，通三统这一公羊学家宣传历史变易、政治上必须实行改制的学说全然不见了，只剩下建子、建丑、建寅三种历法的演变，而且他所理解的是循环变化，这就严重违背了公羊学说的本旨。原《公羊》中的礼制或寓有褒贬义，但殊难发挥。
宫羽淆而五声可铄也，似治世之荡荡便便。孔广森局限于训诂学的方法，严重地障碍了他，使他无法理解问题的实质。
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29)张江：《公共阐释论纲》，《学术研究》，2017年第6期。孔广森的严重失误是自立三科九旨，结果造成他迷信了治公羊学的正确方向。与上述议政派学者刘逢禄、龚自珍、魏源相比较，嘉道时期另外两位经注派学者凌曙与陈立的公羊学著作，其特点则可明显地概括为：对公羊学的核心命题甚为隔膜，舍其本而逐其末，详于材料而缺乏时代气息。
三，他本人的职志，是继承董仲舒、何休学说的统绪，重新发扬早已幽暗的圣人之微言大义，求得儒家学说中经宜权变损益制作之要义。他在戊戌前后的多种著作中，都借用公羊学说，论证变法维新是历史的必然。
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在历史上，从义理上解释《春秋公羊传》的著作，在两汉时期曾产生过两部名著，一是西汉武帝时期董仲舒著《春秋繁露》，一是东汉末年何休著《公羊何氏解诂》。
龚自珍因卒于鸦片战争发生的次年，对于西方势力东来后出现的剧变未能有更多的认识。如此立论，公羊学说必然失去其活力，陷于偏枯贫乏的境地。
